学的兴起与繁荣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倘若追本溯源，神经精神分析的种子可以上溯千年，古往今来，无数哲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对心理与生理的结合进行过探讨和畅想。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895 年撰写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就是以纯粹的神经物理学术语来解释心理现象。然而，因当时技术所限，弗洛伊德放弃了这一梦想。精神分析运动在最初的发展中的确与渐行渐远，在经历了关系的冷淡、抵触和解冻之后，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再次发现了对方的价值和互补的意义，曾经各自为政的它们又走到了一起，为深入理解人类的心理机制而携手共进，合作产生了巨大的效应。一幅新的科学画卷正在逐渐展开。
一、神经精神分析学的产生背景
(一)起源:弗洛伊德的神经科学梦想
弗洛伊德是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但他最初是以一名神经解剖学家的身份开始其科学事业的。弗洛伊德早年于维也纳大学拿到医学博士学位。1876—1882年间，他一直在布吕克(Ernest Wilhelm von Brücke)的生理学实验室工作。在此期间，为了研究动物的神经生理机制，弗洛伊德曾亲手解剖了上千条鳗鱼。尽管对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兴趣浓厚，但由于该行业惨淡的前景，弗洛伊德不得不改行行医。1885 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3 年之后，获得了前往沙可(Jean-Martin Charcot)所在的巴黎诊所工作的机会。尽管只有5 个月，但这段经历对弗洛伊德相当关键，因为巴黎强调的是问题的心理学本质，而维也纳则强调对此作生理学的解释。具体来说，在弗洛伊德最初受训的奥德学派中，强调的是对临床症状进行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解释。这也是赫尔姆霍茨医学学派的主要思想。但神经学的法国学派则强调临床症状本身。以沙可为代表的生理学家认为，神经科学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解释各种临床症状，而是对它们进行界定、分类和描述。后来，弗洛伊德时常向别人提起他师从沙可时的一件往事:“沙可……对纯粹的临床工作的权利进行辩护，从不知疲倦，这包括观察和安排事情，反对理论医学干扰。一次，我们小组里成长于德国学术医学圈的国外学生试图挑战他的耐心，提出对他的临床改革的质疑。其中一人反对说，‘这不对，它与扬赫尔姆霍茨的(视觉)理论相违背’。他(沙可)并没有说‘这理论太糟，临床因素优先’之类的话，而是说了一句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话，‘这理论很好，但它并不能阻止事情的存在’。”
回到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努力调和这两种不同的取向，他一直试图将神经生理学与心理学结合起来。1895 年，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完稿。他在书中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科学王国，在这个国度里，神经生理学与心理学可以互通有无，相知相融。赫根汉(B. R. Hergenhahn)指出，此书的目的就是以一种纯粹的神经物理学的术语来描述和解释心理现象，或者说，用神经生理学和解剖学的语言来畅快地阐述心理学思想。正如坎塞尔(M. Kanzer)所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就是给来源于临床观察的心理学观点披上了一层神经科学的外衣。”曼恰(Mauro Mancia)指出:“《科学心理学设计》中的语言明显是生理学的。它实质上是一种隐喻式的语言。”然而，当时人们试图建立一个心灵的神经科学模型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索姆斯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19 世纪90 年代的神经科学知识实际上是十分匮乏的，不足以支持对心理现象的理解；其二，弗洛伊德及其同时代的人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将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的方法。弗洛伊德认为，复杂的心理功能是许多基本功能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当时的神经解剖学方法无法如他所愿地研究心理动力过程。因此，弗洛伊德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科学心理学设计》在他有生之年也一直没有出版。1900 年，弗洛伊德曾对此评论说，“最后我只能以的临床解释来安慰”。
尽管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的设想没有成功，但它包含的许多理念都将在精神分析研究中出现。比如，弗洛伊德在继续依赖法国学派使用的临床描述法，强调对个人临床案例进行仔细研究的同时，继续用潜在的自然力量和能量解释临床现象，后者是他在赫尔姆霍茨学派中受到的教导。因此，精神分析正是根植于神经科学的土壤破土而出的。虽然它一度远离了神经科学的影响，但是弗洛伊德从未认为精神分析应该与神经科学保持距离。事实上，弗洛伊德一生都承认，他创造的心理结构模型只是一种临时的解释，这种功能系统必须在脑组织中体现出来。他曾提醒身边的精神分析学家，“我们不能将脚手架误认为是建筑”。他还常说，“如果我们已经能利用生理学及化学的名词来取代心理学名词，那么我们在叙述上的缺陷可能就会消失了”。他一直坚信，终有一天，精神分析学将与神经科学相融合。直到弗洛伊德去世之前，他仍对当年的梦想念念不忘。1909 年，弗洛伊德在倾听完霍勒龙(Edwin Hollerung)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上做的关于心理的神经生理基础的报告后说，他重视并且欣赏霍勒龙的工作，因为霍勒龙涉足的是“百年之后将会提上研究日程的议题”。弗洛伊德一生写了很多关于神经科学的论文。索姆斯将其编撰成册，出版了四卷本的《弗洛伊德神经科学文集》。
(二)冲突与消融:产生阶段
在神经精神分析学诞生之前，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的关系大致可分为疏远期(20 世纪上半叶)、抵触期(20 世纪50—70 年代)、消融期(20 世纪70—80 年代末)、对话期(20 世纪90 年代初—1998 年)四个阶段。
1.疏远期(20 世纪上半叶)
尽管弗洛伊德心怀神经科学的梦想，然而，也正是他亲手造成了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生理学的分离。对此，弗洛伊德曾在《释梦》中有所谈论:“我将完全不考虑心理机制的解剖学因素，将小心地避开以任何解剖学形式来定位心理的诱惑。我将停留在纯粹的心理学领域。我将它比作一种执行心理功能的工具，犹如一个复杂的显微镜或照相设备之类的东西。”
弗洛伊德的这一态度直接导致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的渐行渐远。事实上，自20 世纪初至20 世纪上半叶，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基本处于彼此独立发展的状态。它们遵循不同的发展路径，各自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尤其是精神分析学，在20 世纪初可谓风光无限。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人们迫切渴望一种能够帮助摆脱心理阴影的治疗方法。精神分析恰逢其时，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临床治疗方法。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同意，弗洛伊德的理论是“现有的最为全面深远的、理学和的概念体系”。精神分析还渗透到哲学、社会学、法律、文学、艺术等各学科领域，对公众的直接与间接影响难以估量。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的创立者，与哥白尼、达尔文一起，跻身于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伟人之列。同时，精神分析的一些后继者从内部路径和外部路径共同推动了精神分析的发展。一方面，精神分析内部进行着不断的分裂与重组、演变与发展，其逻辑线索是弗洛伊德倡导的驱力模式，经过、阿德勒等人的过渡之后，进一步演化为自我模式、关系模式和自体模式，分别对应着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学派和等，它们从学科内部推动着精神分析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从外部，如医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积极汲取养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把传统精神分析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分别出现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释精神分析以及后现代精神分析等，它们推动了精神分析运动继续向外发展。
在20 世纪上半叶，作为生物学分支的神经科学取得了两项突破性的进步，即提出了学说和离子假设。西班牙解剖学家卡赫(Santiago Ramon Y. Cajal)提出了神经元学说。他认为大脑是由被称为神经元的细胞组成的，在神经元中，信息只有一个流向，通常是从树突(神经元的入口部分)开始，沿着轴突的轴传递至轴突的末端(神经元的出口部分)，卡赫称之为动态极化原则。他还进一步指出，神经元之间仅在突触这一特殊部位相联系。20 世纪30 年代，勒维(Otto Loewi)和戴尔(Henry Dale)发现了神经冲动的化学传递。到了50 年代，这些发现被广泛接受。同时，离子假设也获得了普遍的认可。从20 世纪初开始，人们已经认识到神经具有电位。1937 年，霍奇金(Alan Hodgkin)发现，动作电位产生于局部电流中，这种电流可以将轴突隔膜的联结区域去极化。不久他和赫胥黎(Andrew Huxley)发现，动作电位不仅能平复静息电位，还能反转静息电位。在40 年代后期，他们又用特殊离子的运动解释了静息电位和动作电位。这一离子假设统一了大量的神经学描述数据，使得人们开始运用普遍的生理化学原则来理解神经系统。神经元学说和离子假设的提出，犹如给神经科学插上了一对腾飞的翅膀，在此之后，神经科学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总之，20 世纪上半叶，精神分析运动与神经科学各自发展，两者日趋疏远。
2.抵触期(20 世纪50—70 年代)
20 世纪下半叶是神经科学独领风骚的年代，盛极一时的精神分析运动则后继乏力，两者的关系也逐渐从疏远走向排斥和抵触。
50 年代后，随着精神病药物的发展，精神分析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心理治疗师越来越倾向于用药物来解决来访者的精神问题，而精神分析师却坚持，在进行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来访者不应服用或仅需服用少量精神病药物。此外，精神分析擅长长期的人格重建，而不是短期的问题解决，50—60 年代兴起的行为疗法、则弥补了精神分析的这一缺陷。它们因周期短、见效快，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青睐。
与此同时，神经科学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20 世纪60—70 年代，科学家们确定了氨基酸、缬氨酸和大量其他化学递质的小分子。1976 年，萨克曼(Bert Sakmann)和内尔(Erwin Neher)发明了膜片钳技术。这为在分子层面上对离子通道的分析以及对单一隔膜蛋白质的功能和构造变化的分析创造了条件，并由此促进了分子克隆的发明。分子神经科学的种种发现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大脑发展的认识，也对临床医学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同时，神经科学家运用心理物理法和的严格实验方法来探索感觉刺激是如何导致神经反应，将神经科学的触角深入到心理学的传统腹地。
在这一时期，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的发展没有多少交叉之处，彼此间的关系也不融洽。精神分析学和神经科学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心智学说，有着不同的研究理念、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方法，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知识。神经科学关注心智如何产生于神经活动，精神分析学则关注心智是如何受到早期经验影响的。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它们的分歧。然而，尽管误解越来越深，但精神分析的科学化之路已悄悄开始。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已有学者尝试采用的方法来验证精神分析的内部一致性及方法论的准确性。比如，科尔比(Kenneth Mark Colby)和吉尔伯特(John P. Gilbert)用计算机模拟来验证解释神经症的部分模型。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精神分析学内部尝试将精神分析与主流心理学结合起来的努力。
3.消融期(20 世纪70—80 年代末)
尽管观点的不同造成神经科学和精神分析学在一段时间里关系冷淡甚至相互排斥，但两者结合的萌芽还是在70 年代中期出现了。1974 年，加林(David Galin)发表了《左右半脑特化的病理学含义》一文，将压抑的心理地形学概念与皮质偏侧性结合起来，这标志着两个领域之间几十年对立的松动。然而，尽管这篇文章作出了很多结合的创新，但是并没有立即促成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包括)融合的大量相关研究。
加林文章的发表并非偶然。事实上，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已经产生了合作的需要。精神分析理论难以突破自身，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精神分析临床实践的疗效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它被指责为昂贵、费时，成效通常并不显著，难以迎合时代的需要。精神分析理论的过度概括、缺乏经验证实和封闭自守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诟病。在心理学正大步迈向科学化的时代，精神分析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神经科学尽管如日中天，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也遇到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对高级心理过程的研究如何深入，研究成果与现实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脱节，等等。
然而，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多年独立发展的传统使许多人看不到合作的需要，他们宁愿以不变应万变。一部分人担心，合作将会使精神分析的原有优势和特色受到冲击。另有一些人认为，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不具备结合的条件。对神经科学家来说，尽管他们的理论被批评为过于冷冰冰，但其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因此与精神分析学家的合作欲望并不强烈。除了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圈内专家们的主观态度不够明朗外，双方合作的客观基础也不够成熟。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术(PET)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还没有完全成形，这使得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的合作存在技术上的障碍。另外，此时的精神分析学还面临着与弗洛伊德当时同样的困难，即寻找一种合适的方法将精神分析主题与神经生理学研究加以结合。
鉴于上述主观与客观原因，尽管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的关系出现了松动，但由于双方尚缺乏合作的意向、方法和技术，两者结合的时机还不成熟。然而，合作的种子已经悄悄埋下。
4.对话期(20 世纪90 年代初—1998 年)
20 世纪90 年代被称作“大脑十年”。这十年间，神经科学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从研究对象上看，神经科学家们接受了心理过程的复杂性，认真考虑、过程的作用。同时，他们也不再完全依赖技术手段，而是积极吸收精神分析学和等学派的成果与方法，对过去的指导思想进行了重大的改造。从技术上看，PET 和fMRI 等技术不断成熟，使得过去许多难以实现的设想能够付诸验证。从成果上看，神经科学取得的成绩令人眼花缭乱，其涉及的领域也呈现出越来越广的态势。日益成熟的神经科学给精神分析带来的不是挑战，而是机遇，因为渐具大家风范的神经科学比以往有了更大的包容力和接纳精神。
20 世纪90 年代对精神分析来说则是喜忧参半。进入90 年代后，精神分析的发展愈加停滞，《美国新闻周刊》甚至宣称“弗洛伊德已经死去”，以宣告精神分析的衰落。随着对心智如何产生作神经元解释的生物学逐渐占据上风，精神分析所作的心智解释不再流行。为解决危机，一些精神分析的有识之士开始尝试将精神分析与神经科学进行结合。索姆斯和特恩布尔(Oliver Turnbull)曾在合著的《大脑与内心世界:主观体验的神经科学介绍》一书中写道:“抛弃精神分析的压力确实存在。我们(索姆斯和特恩布尔)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很难得到同事、学生的尊重，我们的文章也得不到杂志编辑的青睐。我们相信精神分析能为复杂的心理难题提供部分解决途径，因此我们坚持运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但在(神经科学和精神分析)相互敌对的大氛围中，这谈何容易。……试图改变或替代一些精神分析所珍视的但不能得到恰当的科学验证的假设同样也不受精神分析同行的认同。因此，我们遇到的是两难境地——保护边缘学科的价值，同时要让它深入虎穴。”
“星星之火”始于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20 世纪90 年代初，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普费弗(Arnold Pfeffer)与神经科学家施瓦茨(James Schwartz)恰巧是邻居和朋友。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代表人物，都对彼此的学科感兴趣。谈及跨学科研究，两人一拍即合。在他们的召集下，成立了神经科学学习小组并得到了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支持，包括索姆斯在内的志同道合之士加入其中。小组每月召开一次会议，主题不同。每次会议时，先由一位神经科学家概括神经科学在该问题上的发现，然后大家讨论与该主题相关的精神分析观点。这样就开始了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的对话。该小组逐渐扩大为神经科学与精神分析交流的研究、培训、教育中心。除此之外，1992—1998 年间，来自两个学科的联合研究项目②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市开展，20 位精神分析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参与了该项目，合力研究、梦和认知等内容。
随着几年的发展，阿诺德·普费弗中心(the Arnold Pfeffer Center)的创建者们意识到，如果想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必须获得两个领域的领军人物的支持。于是，他们决定成立科学顾问委员会和编辑顾问委员会，邀请两个领域各20 位重要学者加入其中，为新杂志的创刊做准备。令策划者们惊喜的是，20 位受邀神经科学家中的17 位，20 位受邀精神分析学家中的19 位，都接受了邀请。
二、神经精神分析学的创立与发展
(一)神经精神分析学的诞生
经过精心筹备，1999 年《神经精神分析学》杂志创刊，2000 年国际神经精神分析学协会在伦敦创建。它们标志着神经精神分析学的正式建立。
正式建立后的神经精神分析学发展迅速，可谓一日千里。国际神经精神分析学协会的分会已经遍及25 个国家和地区，成员人数也快速增长。索姆斯和潘克塞普担任协会的联合主席。协会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大型年会，使神经科学家与精神分析学家能够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2000 年7 月21~23 日，第一届年会在伦敦召开；2001 年4 月20—22 日，第二届年会在纽约召开；2002 年9月1—3 日，第三届年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2003 年7 月25~28 日，第四届年会在纽约召开；2004 年9 月2—5 日，第五届年会在罗马召开；2005 年7 月24—27日，第六届年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2006 年7 月21~23 日，第七届年会在洛杉矶召开；2007 年7 月19—22 日，第八届年会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多围绕一个当前的热点问题展开。从2000 年至2007 年，历届年会的主题分别是情绪、记忆、性与性别、潜意识、右半脑、梦与精神、客体关系以及。2008 年年会的主题是“冲突的心理”。围绕上述几大主题，神经科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
同时，《神经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该期刊的编辑和顾问全部都是当代神经科学界和精神分析学界的著名学者，包括来自神经科学阵营的坎德尔、潘克塞普、达马西奥、勒杜(Joseph LeDoux)、利贝特(Benjamin Libet)、沙克特(Daniel Schacter)、W. 辛格(Wolf Singer)，以及来自精神分析阵营的索姆斯、内尔塞西安(Edward Nersessian)、约克(Clifford York)、舍夫林(Howard Shevrin)、瓦特(Douglas Watt)等人。为汇集研究力量，《神经精神分析学》杂志几乎每期都会请一位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就某一热点问题撰写一篇主题文章，并邀请精神分析学和神经科学两方的著名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评论，然后一起发表。比如，1999 年的主题文章《弗洛伊德的情绪理论》和《的新神经心理学》，2000 年的主题文章《海马回的潜意识》和《虚构症的精神分析观点》，2001 年的主题文章《精神分析与认知神经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密切关系》，2002 年的主题文章《自我概念和自我压抑》，2003 年的主题文章《成瘾的易感性》和《压抑内容的性质》，2004年的主题文章《错误信念的愉悦性》和《弗洛伊德的心灵理论与功能成像实验》，2005 年的主题文章《对感受的觉察》和《整合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生物学对恐惧症的观点》，2006 年的主题文章《对弗洛伊德梦论、梦之怪异和伪装稽查者的争论》和《验证弗洛伊德的假设:世界图式和世界意识在功能上是不同的》。《神经精神分析学》杂志对这些热点议题的讨论，进一步地促进了学者们对这些议题的研究。可以说，《神经精神分析学》杂志每一期主题文章涉及的领域几乎都成为神经精神分析学中研究得比较多、比较成熟的主题。
(二)代表人物
神经精神分析学的广阔前景吸引了大批神经科学和精神分析学的专家学者。其中不乏两个领域的领军人物。《神经精神分析学》杂志的编委会成员大多也是神经精神分析学的代表人物。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索姆斯、坎德尔、达马西奥和潘克塞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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